毛泽东要求“团结中西医”后，上海老中医开始收西医当徒弟 | 回眸上海调研

中医收西医当徒弟？这事要放到解放前说，沪上知名老中医夏仲方怎么也不会相信。

他更没想到，自己的西医徒弟有一天还能“出师”，在自己忙不过来时搭把手、救个急，帮忙处理了许多工作。

(相关资料图)

事实上，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并不稀奇。当时，在党中央的号召下，上海掀起了一股西医学习中医、中西医结合的风潮，显著提高了医疗质量，受到广大患者的称颂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医教师正在教授人体经络课程（上海市档案馆藏）

从“不了解”到“钻劲大”

作为国内最早接触西方医学的地区之一，上海曾涌现出周雪樵、丁福保、恽铁樵、陆渊雷等一批中西医结合先驱。1904年，周雪樵于沪南创办《医学报》，介绍西医，研究中西医学，主张“熔铸中外，保存国粹，中西医结合”，临诊应用体温表、听诊器，用药中西并施，不拘一格，务求实效。

1904年，周雪樵在上海创办《医学报》半月刊，介绍西医、研究中西医学结合，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医学期刊之一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中医多、西医少。如何处理好中西医二者的关系，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。

1950年8月7日至19日，新中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毛泽东在为会议的题词中，明确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要求：“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，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，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。”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据此确立了“团结中西医”方针，将之与“面向工农兵”“预防为主”并列，同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。

1954年起，上海部分西医与老中医建立教学关系，学习研究中医。1955年，部分医院开设了中医、中西医结合病房（床）住院医疗和门诊业务，聘请中医顾问或特约中医师设诊看病。不过，大规模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要从1958年才开展起来。

1961年4月，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组成中医调查工作组，历时一个半月，采取开座谈会与蹲点相结合的方法，先后开了17次座谈会，在第二医学院（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和第六医院（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）蹲点，接触了中西医师、教授、护士和领导干部近百人，形成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问题、中西医结合问题、中医业务进修提高问题三个专题报告。

1961年，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围绕西医学中医、中西医结合、中医业务进修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。图为中西医结合相关调研档案（上海市档案馆藏）

“开始时有些人对中医不了解，或者认为中医‘不科学’，学习中医是‘开倒车’，不愿学。”报告提到，中西医结合工作是在1958年以后随着西医学习中医活动的广泛开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，经历了一个学习、结合、再学习、再结合、步步深入的发展过程。

如何提高西医学习中医的自觉性？这是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。经过反复教育，加上实际工作中不断涌现出新需求，越来越多的西医看到了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，产生了学习的兴趣。虽然有人中途由于碰到一些解释不通的问题，又产生摇摆和畏难情绪，但真正下了苦功之后，“感到越学越有味道，越学越有信心，钻劲大了”。

针灸铜人（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藏）

另一方面，中医内部也有分歧。调研发现，有些中医认为“中医难学，学一点，算一点”，有些人是“尽我所有，教给西医”，还有人则“尽我所有，并加以整理提高，积极地教给西医”。因此，加强对中医的思想工作也成为发挥中医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。

在做好中西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，上海举办了两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，结业学员142人；开办了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研究班，组织366名西医每周用两个半天时间系统学习中医。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，兼顾了不同年龄段、不同专业技术水平的西医的实际需求。比如，由于高级医师诊疗、教学和科研任务比较重，不便脱身，因此采取短期轮训、自学或与名中医挂钩、交知心朋友的方式进行学习；而一般医师则参加各种训练班或结合临床学习。

由于中医经典著作均为古文，报告还建议，向中医学习的西医，“最好有一定的古文基础，年龄以三十至四十岁为宜”。恰当地选择学员，对学习质量关系很大。这也是从两届研究班的办学经验出发，经过调研后得出的改进方向。

中医培训班上，中医教师向学员讲授针灸课程（上海市档案馆藏）

“全市要对这一工作通盘考虑”

随着西医学习中医的程度不断加深，也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。

夏仲方的西医徒弟就是当时华东医院的主治医师陈玉英。一年多来，陈玉英边学、边用、边研究、边总结，已经基本掌握了中医理论，能代替夏仲方处理许多事情了。

1960年代的上海中医学院（摄影：jason tu）

不过，并不是所有教学进展都如此顺利。调研发现，当时已经拜师的师徒关系多数尚不明确，老师教起来不敢大胆指点，影响了教与学。于是工作组提出，全市要对这一工作进行通盘考虑，对徒弟要明确交代任务，要求他们把老师的学术经验全部都学下来，再帮助其整理医案，总结临床经验，同时规定出师的期限，以加强师徒双方的责任心。

此外，中医队伍本身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，而且当时一名中医一般半天要看四五十个门诊，日常业务繁忙，这些都影响了教学任务的开展。经过调研，上海有重点地减轻了一些老中医的门诊任务，指定专人帮助整理脉案，同时帮助中医提高业务水平，解决中医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。

1960年代的上海龙华医院住院部（摄影：jason tu）

当时中西医结合主要分为中西医结合病床、中西医结合病房、中西医会诊和中西医结合研究门诊四种形式。上海各大医院大多从一种病或一个科开始摸索中西医结合的规律，如第六医院从哮喘病开始，广慈医院内科先从甲状腺亢进着手。在此过程中，有些中西医对综合疗法的疗效账怎么算，以及中医、西医在综合疗法中所起作用的评估问题，也产生了不一致的看法。

“吃中药肯定有效，这是几千年的实践经验。”有的中医说。

“这几年现代医学也在发展，治疗方法也有改进，不吃中药疗效也能提高。”有西医这样反驳。

上海中药厂的工人在加工处理中药材

对此，调查工作组承认“现在几种疗法综合在一起，搞实验对照要复杂得多”。但这也不是束手无策，关键还是要对综合疗法进行科学分析，同时解决部分中西医互不服气的问题。夏仲方就曾说：“中西医要开诚布公、互相摊牌，不要有功大家抢，而要有功大家让。”

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通过不断改善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1961年7月28日《解放日报》的一篇报道显示，据全市5所医学院校和市、区所属35家医疗单位统计，有80%以上的西医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学习了中医，“医师们反映：中医好，西医好，中西医结合起来更好”。

百余种疾病疗效显著提高

到1961年7月，中西医结合综合疗法已经普遍应用于临床，治疗疾病初步统计已有100余种，其中效果显著提高的有晚期血吸虫病、高血压、哮喘、溃疡病、伤骨科疾病等十几种，急性阑尾炎、胆道蛔虫、肠梗阻等急腹症，有的已可免除手术，缩短了疗程，减少了病人的痛苦。

病人经过中医治疗后康复出院（上海市档案馆藏）

血吸虫病是困扰中国人上千年的顽疾。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，对人类威胁极大。虫卵入水孵化形成毛蚴后，钻入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，生出无数的尾蚴，再从水里钻到人畜体内寄生。

在我国长江沿岸及华南广大农村等江河湖沼密布地区，人们在水田耕作或日常生活中与水接触，只需十几秒便会被感染。患者大多腹大如鼓，骨瘦如柴，被称为“大肚子病”，死亡率很高。

上海青浦的任屯村，就是血吸虫病重灾区。据记载，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间，该村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，村里连续七八年听不到婴儿的哭声。解放后，青浦县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站，对全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开展调查摸底，并采取“防治结合”的医治措施。经过几年努力，防治工作初见成效。

1963年的上海郊区，医生一边宣传预防血吸虫病，一边为农民问诊（上海市档案馆藏）

在血吸虫病治疗过程中，中西医结合疗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不少医务工作者发现，对晚期病人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，大大缩短了住院时间，减少了治疗费用。到1959年，通过贯彻中西医结合、土洋并举等方针，病人普遍都得到了治疗，多数已恢复了健康，发病率显著降低，传染源基本得到了控制。

上映于1961年的电影《枯木逢春》，讲述的就是新中国如何通过推广中西医结合疗法，在江南农村消灭血吸虫病的故事。电影里，擅长“土方子”的“罗站长”和省城派下来的专家“刘医生”之间的“土洋之争”，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电影《枯木逢春》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一幕

但正如中西医结合运动中，仁济医院一位中医所说的那样：“科学的发展是允许以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来寻求真理的。西医是一条路，中西医结合是一条路，中医也是一条路”。关键在于，这些方法是否真正有益于救死扶伤，而非其他。

栏目主编：张骏

本文作者：周程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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